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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刊物属性
    3. 刊物名称:英语广场
    4. 国内刊号:CN 13-1298/G4
    5. 国际刊号:ISSN 1009-6426
    6. 数据库收录:中国知网
    7. 投稿邮箱:
        tougao@esteach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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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7-05-08 来源:英语广场

        【摘要】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审视翻译交流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对中国翻译的历史高潮、中国传统翻译的实质与当代翻译的关系做了理性思辨;最后展望了开启中国翻译新的历史使命。本文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翻译史 翻译高潮 文化传承 翻译研究 历史使命
        中华文化这一历史长河之所以从未枯竭,是因为新水注入源源不断。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的注水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这说明,翻译是延续中华文明和世界闻名的履带,她不只经历着自身的发展,还起着文化传承作用,更是孕育着新的文化因子。
        一、“千年译经”: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历时写照
        虽然中国佛经翻译“连一篇题目专一、论述专一、结论专一的翻译论文都难找到,更不用说翻译理论专著了”,但其翻译研究的客观行为令人深思:“佛经翻译时期,翻译工具性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借译,第一次大规模地、比较系统地接触、认识和引介佛化,使佛教中国化成为可能,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汉语语言、文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思想接纳了中国两大传统思想的精髓——即道家“出世”与如家的“入世”之后,衍生为中国第三大传统思想,即“出世入世”含有的深刻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为古代中国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稳定”这一思想来源,使佛教的“容忍”、“顺应”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和麻痹中国人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千年译经”实质上是佛教思想中国化演变的历时反映。
        二、科技翻译:东西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是一次大的双向交流。在这次“西学东渐”中,在社会政治方面,传教士的科技译述极大地冲击了对当时士人谈玄蹈空的风气;在学术风气方面,由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还有西方更加宝贵的学术精神。而在同时的“东学西渐”中,传教士科技翻译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中世纪晚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正如马振涛所论:“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科技的萌芽与诞生的过程中起着一种奠基作用,他们通过翻译科技著述给中国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术语、科技观和强调客观的学术精神,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风气与学术风气。这次中西文化交流,虽然并未成为使中国走上近代科技发展道路的契机,但这种社会影响却长期存在了下去”。
        三、“西学东渐”:最终为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
        “西学东渐”激活了国人的救国图强意识。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虽然是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但无论是从器物层面的“洋枪洋炮”、制度层面的“民主”和“政治”,还是从文化层面的西方文学和社会学来讲,翻译在其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也为后来的维新變法和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近代西学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马振涛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联系,近代西学传播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备至,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民族出路。据相关记载可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成为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最早传播工具,中国近代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保存马克思主义著作、联系读者和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1899年《万国公报》刊登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开始,到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引领下,掀起了近代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以西欧为最早,以日本为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的信息最早是由清政府的外交官、译员从西欧输入的。20世纪30年代,一批经过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热血青年如蔡和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经过欧洲的再次熏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此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译介史的日程可知,“日语就曾经在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早期交流中扮演过一个中介角色,并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由日本这个“文化集散地”译入中国的作品,不仅仅丰富了现代汉语的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竟达70%之多,也改变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色彩,大量的军事用语和革命用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使整个文学语言充满了革命色彩”;由此“还使中国持续地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日语在思维模式和创作观念上真正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因此,作为译史事件核心,译者是主、客体兼备的载体。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是中国翻译史上极具历史意义的翻译行为,这些译者的主观翻译行为最终酿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结果。因此,可以说当时的译者是站在民族前途的历史高度,肩负着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掀起了当代翻译新高潮
        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西风东渐。由于本身的理论研究不及西方多,中国译界随即大开门户,广纳西方翻译理论,汲取了诸如科学实证与分析研究等方法。无可否认,,这样做是必要,更是有益的。
        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腾飞,译界学人解放了思想,全面接受国外先进文明成果和翻译理论。但是“西方译论在世界近、现代的译论史上一直占着霸权话语的地位。它对我国译论正面影响是拓宽了我们的思维视野;其负面影响则是,它既导致了我们对民族译论记忆的淡薄,又束缚了民族译论的原创性”。在这种翻译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翻译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翻译研究言必称西方——用西方的翻译理论来硬套中国翻译现象的理论分析,其实质就是翻译中的“霸权主义”思想在中国翻译界的衍生和进一步延伸。由此,中国翻译史上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贬损西方”和“美化西方”的 “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现象”,致使中国译界不能客观地看待这一“西化”理论趋势的必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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